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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二十年的春天，广州十三行的码头异常冷清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后一艘商船扬帆离去，甲板上，大班马地臣望着岸边潘家同文行的招牌，摇了摇头：“潘先生终究还是没明白，垄断的时代结束了。”

此时的潘正炜，正在海山仙馆的戏台前听戏。他刚收到马地臣的告别信，信里说“我们将在上海、厦门重新开始贸易”，他却把信扔在一边：“十三行垄断了一百多年，少几个洋商怕什么？”

他不知道，这已是潘家最后的转型机会。从道光五年到道光十九年，英国商人三次递来“橄榄枝”，三次暗示“危机”，可潘家的每一次选择，都像在给自己的棺材钉钉子。不是时代没给机会，是守成者的傲慢与短视，亲手关上了所有门窗。

一、第一次失策（1825年）：拒绝“中西合办公司”，把盟友推成对手

道光五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刚靠岸，马地臣就带着一份《联合贸易章程》找到潘振承（此时他已年迈，由潘正炜协助打理生意）。章程里写着：由十三行与东印度公司合开“中英贸易公司”，双方各占五成股份，共享全球商路——中国的丝绸、茶叶通过英国的船队销往欧洲，英国的机器、技术引入中国，利润平分。

“这是打破垄断骂名的机会。”马地臣说，“欧洲议会已经在讨论'开放中国口岸’，与其被打破，不如主动改革。”

潘振承皱着眉没说话，潘正炜却先跳了起来：“你们想抢十三行的生意？没门！朝廷给的特权，凭什么分你们一半？” 他把章程撕了，说“要合作可以，按老规矩来——你们的货必须经我们手，价格我们定”。

马地臣叹了口气：“潘先生，垄断就像堤坝，堵得越死，溃决时破坏力越大。”

这次拒绝，让英国商人彻底死了“合作”的心。三年后，东印度公司开始暗中联络福建、浙江的“散商”，偷偷开辟“非十三行贸易渠道”；十年后，他们向英国议会提交《中国贸易垄断调查报告》，列举十三行“高价盘剥、欺瞒欺诈”的证据，成了后来“要求开放口岸”的重要理由。

潘振承临终前，拉着潘正炜的手说：“我当年跑船时就知道，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把能合作的人推成对手，是最蠢的事。” 可潘正炜没听——他只看到“垄断的利”，看不到“垄断的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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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二次失策（1830年）：放弃布局“非垄断领域”，把鸡蛋全放一个篮子

道光十年，福建商人伍秉鉴（另一家十三行商号的老板）找到潘正炜，提议“去厦门、上海开分号”。

“朝廷的海禁迟早要松，”伍秉鉴说，“现在去占个位置，将来就算十三行的垄断没了，咱们还有退路。” 他已经在厦门买了码头，准备建茶叶加工厂，“用机器炒茶，效率比手工高十倍，成本能降三成”。

潘正炜却嗤之以鼻：“厦门、上海哪有广州繁华？十三行的生意够咱们做几辈子了，折腾那些干嘛？” 他不仅自己不去，还劝别的商行“别白费力气”，说“朝廷不会轻易改规矩”。

更要命的是，他连父亲留下的“跨行业布局”都扔了。潘振承当年在江西开了瓷窑，在安徽种了茶田，还投资了湖南的铜矿，说“不能把所有银子都押在贸易上”。可潘正炜觉得“那些生意利润低”，陆续把瓷窑、茶田卖了，把钱全投回十三行的“垄断贸易”，甚至借钱扩大规模，说“要做就做最大”。

结果，到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五口通商的消息传来，伍秉鉴因为在厦门、上海有布局，很快把生意转了过去；潘家却傻眼了——他们在其他口岸毫无根基，洋商直接跳过十三行，同文行的贸易量一年内暴跌七成，仓库里的丝绸、茶叶堆成山，却没人来买。

“鸡蛋全放一个篮子里，篮子破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” 老伙计陈贵看着空荡荡的码头，想起潘正炜当年的话，只剩苦笑。

三、第三次失策（1839年）：对“鸦片危机”视而不见，把自己绑上“历史污点”

道光十九年，林则徐到广州禁烟，给十三行商人下了最后通牒：“三日内交出所有鸦片，否则严惩。”

此时的潘家，虽然没直接卖鸦片，却和鸦片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——洋商把鸦片的利润换成白银，再用白银买潘家的丝绸；很多鸦片商的银子存在同文行，每年的利息就有几十万两。

“把鸦片商的银子退了，跟他们划清界限。” 陈贵急得直跺脚，“这是掉脑袋的事！”

潘正炜却犹豫了：“退了银子，今年的利润要少一半。再说，很多官员也沾了鸦片的好处，林则徐未必能长久。” 他不仅没退银子，还帮鸦片商“藏了一批鸦片”，想等风头过了再卖。

结果，林则徐查得铁面无私，不仅搜出了潘家藏的鸦片，还查出了同文行与鸦片商的账目往来。潘正炜被抓进大牢，虽然后来花钱保释出来，却落了个“通夷助烟”的罪名，成了朝廷的“反面典型”。

更致命的是，鸦片战争爆发后，英国军队炮轰广州，理由之一就是“十三行商人与清政府勾结，包庇鸦片贸易”。同文行的仓库被炮火击中，几十年的积蓄付之一炬——潘正炜到这时才明白，赚带血的银子，迟早要付出血的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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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失策的根源：守成者的“三个看不见”

潘家的三次致命失策，说到底，是潘正炜和后代们“看不见”三样东西：

- 看不见“时代的趋势”：他们以为“朝廷的规矩”永远不变，却没看到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正变得有多强大，没看到“全球化贸易”已是必然，垄断注定被打破；

- 看不见“对手的底牌”：他们以为英国商人“离了十三行就做不成生意”，却没看到对方早已在布局新渠道，甚至准备用武力“讲道理”；

- 看不见“自己的弱点”：他们以为“银子多、关系硬”就能摆平一切，却没看到内部的贪腐、组织的僵化，早已让商行成了“纸老虎”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，潘正炜在贫病中去世。临终前，他望着窗外被英军烧毁的十三行废墟，终于说了句实话：“不是洋人太厉害，是我们自己太蠢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”

参考资料

1. 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档案》（英国国家档案馆藏，1991年译介）

2. 《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冲突研究》（郭卫东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版）

3. 《潘正炜日记残卷》（广州市荔湾区博物馆藏，2005年整理）

下一节预告

三次失策后，潘家的命运已被时代洪流裹挟。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烧毁了十三行的仓库，更彻底击碎了“垄断特权”的神话。当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五口通商成为现实，潘家后代是如何试图“挽救危局”，却最终在时代变局中一败涂地的？下一节，我们看潘仕成的“挣扎与溃败”：从想靠“红顶子”续命，到沦为街头乞丐，最后一根稻草是如何落下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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